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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翼披霞出锦城，岷峨云海叩天阊。

文昌星耀扶摇处，万里风飚录汗青。

中国航空新闻网讯：（记者王静宇彭文晶姬彬艳武晨）在刚刚胜利结束的九三阅兵中，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国产战机组成的空中梯队与地面展示的无人机系统引发了“全民点赞”。刚刚在国外取得实战战绩的歼10、我国现役最先进战机歼20和颇有科幻色彩的无人机系统以硬朗的外形、先进的性能，让全国人民对我国新一代航空力量有了直观的印象，同时也对研制这些战鹰的幕后团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夏末秋初，记者带着与大家一样的诸多问题，一探孵化出诸多先进国产飞机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所）团队。

王海峰与“十号工程”：初代航空人的成长与歼10的奠基之路

站在机库中的歼10C战机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成都所型号总师王海峰从“安静模式”切换为“语音模式”，为我们不厌其烦地介绍起来。

1980年，16岁的王海峰参加高考，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心中充满“英雄情结”的他选择了西北工业大学导弹工程系。对这一选择，王海峰谦逊地笑称，“当时就觉得导弹，是武器里最厉害，就学这个！没想到这个专业对数学和物理的成绩很有要求，正好我这两科成绩很不错，一下就给录取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成都所总设计师王海峰（右一）与同事们讨论工作。

1984年，王海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成都所，旋即参与到歼10项目中。这是我国首个立项的第三代歼击机型号，也是当时的国家重大专项之一。对于当时建所只有14年的成都所来说，能够牵头承担“十号工程”研制任务意味着幸运，更意味着挑战；而对于刚大学毕业的王海峰来说，能参与“十号工程”，自然是相当兴奋。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较差，航空装备研发能力与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这样的差距，不是一两年就可以追赶上的，甚至也不是购买几项核心科技就可以补足的，更重要的是，当时我国亟需一支一支素质高、技术精、作风硬的航空技术人才队伍。有了这支队伍，不仅可解“当务之急”，更能成为未来的“使命担当”！

当时，“初出茅庐”的王海峰彼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我国航空装备领域面临的这些挑战，却用实际工作表现成长为了我国诸多先进型号研制工作里的中坚力量。参与“十号工程”后，无论被安排多么艰巨的任务，他从不推脱、不挑剔，而是铆足干劲，力求最好。由于大学专业是导弹工程，转行飞行器设计属于“跨专业”，王海峰意识到自己亟需很多飞行器设计的相关专业知识，他就边学边干，活学活用，在工作之余刻苦钻研。1987年，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首次招收研究生，王海峰参加全国统考，成为了宋文骢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则是飞行控制。

多年之后，王海峰站在歼10C战机前，回忆已经去世的恩师宋文骢，这样说道，“作为宋总的学生，我们在他身上学到的不止有知识，更有对待工作的态度。宋总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心无旁骛地好好搞技术，不受外界的影响；二是宋总主张技术民主、人尽其用，敢于把优秀青年人才放到型号研制中“挑大梁”,培养出一支技术水平高，敢打硬仗的青年技术队伍；三是有担当、不推事，宋总一直是这样做的，有责任他自己担着，有荣誉则是大家的。”“他一直是英雄般的存在，如天上星辰一样，将继续看着我们实践航空报国！”

宋文骢院士像。来源：中国航空报

除了自身的天赋与努力，也要靠伯乐的眼睛与体系的培养。王海峰的经历，也是成都所重视人才培养、拔擢创新型人才的体系化工作的缩影。1989年11月，航空航天工业部批复了由宋文骢牵头的飞机总体设计单位上报的型号设计师系统组建方案。第一批型号副总设计师包括：张守一、魏曾苏、谢顺龙、曾庆林、王永熙、李志广、许德7位同志。后来，随着研制工作的进展，前后又有十多位年轻同志进入副总师团队，他们发挥各自所长，组织团队实现重大技术攻关，他们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带领全体参研人员共同成长进步，形成了勇攀高峰、创新奋进的团队氛围。在“十号工程”的实战磨砺下，一支航空设计人才队伍在成都所迅速成长起来，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从歼10到歼20：跨代突破中的传承与九三阅兵担当

2002年进入成都所工作的薛龙献，称得上当年这股力量中的“新生代”。那时，歼10首飞成功刚4年，正处于外场试飞试验阶段，而他到成都所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外场保障歼10试飞。

八一飞行表演队驾驶歼10表演机岳书华摄

谈起那时的故事，薛龙献感触良多:“2002年时，型号任务还不算很多，除了歼10的系列化型号研制，‘枭龙’战机刚刚完成发图，新的领域刚启动拓展。有一个阶段，我主要在成飞跟产，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跟着几个返聘的退休老同志一起工作。其中一位老同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叫肖福生,是当年从沈阳南迁成都的第一批人中的一员。他非常敬业，而且技术精湛，对飞机上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环节都能考虑到。当时我的工作涉及到为歼10进行设计定型发图，也就是将老同志当年手绘的图纸，转化为电脑软件的图纸并加以改进。当时我曾问肖老师，起落架收放时的作动筒尺寸是怎么来的？一些设计细节为什么这样处理？肖老师如数家珍，像教学生一样，把所有细节都给我们讲清楚，让年轻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薛龙献还提起另一位老同志黄平，“黄老师喜欢钻研，喜欢翻阅各种文献。当年研制新型号，我们遇到不少问题，与黄老师沟通，他通过查阅文献，研究全球各种飞机型号，旁征博引，抽丝剥茧，最终支持我们解决了问题。这种做事情的方法和态度，对我们年轻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老一辈航空人的这种敬业精神，极大地感染了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薛龙献表示，正是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正是有了年轻同志的积极传承，从歼10到歼20，对设计团队来说，尽管依然面临跨代研制的挑战，但是工作时的心态已经天翻地覆。“歼20首飞那天，我就在现场。看到我们的飞机上天，确实很激动，但是我并没有哭，现场也几乎没有歼10首飞时大家相拥而泣的场面了。因为歼10的成功奠定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中国航空人更加自信了！”

提到歼20，2007年参加工作，参加了歼20战机结构设计研制工作的成都所副总设计师常楠接过话来：

“跟歼10相比，歼20在机体结构设计时采用了全数字化三维模型，从设计、表达、仿真计算、制造、装配到最后的使用、维护，我们没有用一张图纸，全部数字化，一个完整的、唯一的数据源一脉相承下来，所以效率非常高，精度非常高。此外，歼20的研发工作也牵引我国相关领域，实现了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方面的巨大提升。例如，歼20全机大量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先进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有诸多空白，尤其是军用级材料。但是我们整个研发团队排除万难，历经几次反复和失败，最终突破了“材料关”。歼20同时还采用了大量的钛合金和铝合金整体框、梁结构，当时国内并不具备大型整体件制造技术的，通过歼20项目的牵引，该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个巧合是，采访时，当话题从歼10转向歼20，一架歼20正从距离机库不远的跑道上呼啸起飞。

歼20S和歼20A 岳书华摄

等待轰鸣散去的时间里，看着天空中远去的歼20，王海峰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数次阅兵的时候。他不无感慨地说，“在此次九三阅兵这么多的受阅型号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歼20。从立项时的定位，到研制队伍的团结一心、努力拼搏、快速研发，到大家群策群力让歼20快速装备部队，迅速形成战力；再到歼20牵引创新的作战体系和模式……这一切工作和成绩，都体现着一股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与团队已经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薛龙献补充道，“细看这次九三阅兵空中梯队，一大特点就是‘梯队编成体系联合’，就是按照体系化作战的实战要求混合编组，很多受阅的梯队编有多种机型。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已经从原来的单一装备性能，向现在的体系化、智能化、无人化转变，这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不远的将来，我们的阅兵空中梯队还可能更科幻！”

创新基因与人才密码：育鹰能力背后的体系化力量

孵化一支体系化的先进空中装备，必然需要一支理念先进、技术精湛，深度理解现代战争，对工业体系发展趋势有独到判断的设计研制团队。从歼10系列到歼20和无人机系列，成都所的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持续创造佳绩。当年师从宋总，如今已成为成都所人才队伍培养关键力量的王海峰表示：“成都所的人才队伍建设理念是跟成都所的历史相关的。研发航空装备除了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还需要有全链条、全流程的支持，包括配套的生产关系。成都所当年从沈阳刚迁过来研发歼-9时，人员数量、试验制造和配套供应等方面都十分落后，工作、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大家一心搞航空，潜心钻技术，一直脚踏实地地干型号。所以从1970年建所以来，成都所一直自立自强，围绕‘创新’努力奋斗。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与生存、发展息息相关，这是那个时期成都所的使命任务奠定的基因。”

谈及此处时，王海峰引领记者团队移步到阅览室。阅览室墙上有一副书法作品，上书硕大的“创新”二字。王海峰表示：“这是张爱萍将军来成都所时的题字。‘创新’二字就是我们的‘发展之本’。从技术突破、体系构建到人才培养，创新基因已经深深贯彻到成都所的所有工作中。”

在对创新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之下，成都所的科研队伍还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崇尚技术。王海峰表示，搞航空一定要实事求是，技术面前人人平等，工作中要充分贯彻“技术民主”，才能形成巨大的团队凝聚力。二是军人作风突出。如宋文骢一样，成都所的航空前辈们很多都出身部队。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勇担当、敢付出、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的工作风格，最终铸就了一支勇于创新、作风顽强、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才队伍。

为了将以创新为灵魂的团队精神持续传承下去，成都所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体系。

面对装备研发，成都所分设总体、气动、结构、强度等九十多个专业团队，完全覆盖飞行器设计的所有需求。“如果将航空器研发体系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专业就像树根，根要深，树才稳。树干就是研制条件、研制流程和人才队伍构成的，树干要粗，树才健壮。树上的果实，才是装备产品。”王海峰这样说道。

为了让“树根”、“树干”和“果实”同时“耦合”在专业人才身上，成都所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先“通才”，再“专才”。王海峰表示：“进所的年轻人，最开始的3至5年什么工作都可能要干。通过这个过程就可以发现这个年轻人适合干什么、擅长干什么，能够确定他的专业方向。到入所6至8年，工作本身就可以体现，这个年轻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不是能带头了，我们叫‘冒出来’。”

王海峰表示，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塑造一种对大家都相对公平、有利的上升环境，让愿意干事、有能力干事、善于创新的人才尽情施展能力，最终成长为各领域重要的骨干力量。

薛龙献讲的另一个故事，体现了成都所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性：几年前，一位博士入职了薛龙献领军的机电部。在一次团队攻关中，这位年轻人成功计算出一个项目的关键性能。工作过程中，薛龙献发现这位年轻人能力很强，就推荐其直接向当时担任成都所总设计师的王海峰汇报。

一位入职不到三个月的新人，可以跨越管理层级直接向总师和院士汇报工作，这是在很多单位都难以想象的现象，但在成都所就是有这样的文化氛围：只要技术上说得对、说得清，不管是什么职务，都可以成为这一领域的“话事人”。

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都所前辈们的作风，也被年轻一代航空人所继承着。畅想未来可能飞过阅兵场上的飞机，常楠笑着说：“未来我们的飞机肯定会更集成、更智能，整个飞机‘全身都是眼睛’，态势感知能力特别强。飞机还可能会像鸟儿一样，自由地煽动翅膀，机动性特别强……当然，这些目标需要所有航空人的共同努力。”

如果说五十五年前的成都所，还在为生存挑战而创新；那么如今的成都所，创新已深入其发展基因，“树木”林立，果实累累。现在，成都所正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更高平台，以双向人才培养通道为桥梁，与传统的军工类院校和新兴综合性大学都建立了广泛的合作，铺开厚植创新沃壤。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支不断有“源头活水”加入的人才队伍，将会更加高效与强大，将会推出更多的新锐“战鹰”，闪耀阅兵场，守护祖国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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